陈允吉谈郭绍虞、朱东润等复旦中文系前辈名师

陈允吉谈郭绍虞、朱东润等复旦中文系前辈名师

时间:2020-03-22 12:49 作者:admin 点击:
阅读模式 澎湃新闻: 这首《木芙蓉歌》在复旦中文系的刊物《诗铎》上刊载过,当时《诗铎》上刊登了朱先生的旧体诗词大概有一百多首。 陈允吉: 是登在复旦中文系编辑的《诗铎》创刊号上的。朱先生的旧体诗词创作,数量比较丰富,而且出手很快。《诗铎》上这一百多首,是根据他晚年自己抄录的一卷旧体诗词全文刊载的。其中就有《木芙蓉歌》,七言长诗一首。抗战期间,先生远处蜀地,在乐山中央大学的师范学院,面对烽火弥连、亲人阻绝,国仇家恨交涌心际,因此撰成了《木芙蓉歌》这首长诗,寄托他深沉的现实感思。朱先生对书法和旧体诗词有一个共同的主张,就是要有笔力,他比较欣赏杜甫说的“书贵瘦硬方通神”,诗歌语言也要显得拗硬脱俗,他不喜欢六朝和初盛唐那种圆美流转的诗歌风格,而更倾向于杜甫以来乃至宋代诗歌中所体现的那股强劲的力量。先生对杜甫评价很高,但是杜甫比较接近盛唐的那些东西他并不欣赏,像《早朝大明宫》《秋兴八首》这样的作品。他在课堂上诵及的杜甫诗歌一般是他比较喜欢的,如:“美人皆黄土,况乃粉黛假”(《玉华宫》)、“返照入江翻石壁,归云拥树失山村”(《返照》)、“汝阳让帝子,眉宇真天人。虬髯似太宗,色映塞外春”(《八哀诗•汝阳王李琎》)等,他认为这样的表达力度才能把景物、人物的形象和气质全部表现出来。他喜欢遒劲、强硬、拗折的宋诗风气,所以在唐宋两代诗歌中,朱先生是倾向于推崇宋诗的。 他自己收集的一百多首诗,其实是很不完备的,还有好多大家记得的诗没有收进去。在标点“二十四史”期间,他说起五十年代思想改造的时候,他在沪江大学,中文系有八个人在一起,这些人后来好多都到复旦来了。一个学习小组除了朱先生,还有徐中玉、蔡传廉、刘国樑等,运动结束后,先生仿效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写了一首《改造八仙歌》。他首先写到徐中玉:“中玉武库不可忍,长枪大戟斗参商,肯与世俗随浮沉。”是说徐中玉先生性格好强,不愿随世俗浮沉,常常与人往来激辩。写到刘国樑先生有云:“国樑乳虎啸空林,掉头四顾群山青。”意谓青年教师刘国樑先生发言的调子很高,但内容却非常空洞。这首诗没有收入他的集子,称得上是一篇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奇文。 还有一首,是周斌武先生请吴剑岚画了一幅画,画面十分简单,篱笆旁边画了几株菊花,拿来恳求朱先生题诗,朱先生很快就写成一首:“暇日莅中园,东篱堪寄趣。画师处将来,顿得飞鸿意。”其中,第三句“将来”就是“拿来”,这里有了一个拗折,当属宋诗特有的情味。在我们系里,朱先生是以宗宋诗著名的。

陈子展先生 澎湃新闻: 除了朱先生,陈子展先生是不是也比较推重宋诗? 陈允吉: 对。说到陈子展先生,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绕不过去的,特别是他写的杂文,包括他在“大众语”运动中所起的作用。 我1962年毕业以后,进修一开始是跟王运熙先生的,到这一年11月,王先生通知我,系里为了贯彻周扬抢救遗产的指示,决定派我去向陈子展先生学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。我两周去一次陈先生家,跟陈先生读《诗经》《史记》等,陈先生很健谈,总会聊起一些旧事。他在湖南曾被安上“共党首要”的罪名遭国民党通缉,逃到上海,就挂在老同学田汉的南国艺术学院文学院当教授。有一次田汉请他吃饭,由田汉的干女儿评弹演员顾丽萍作陪,畅饮之际,田汉请先生作诗,先生当场吟成七言绝句一首,第一句以“驼蹄羹”形容菜肴的丰盛,第三句以“朱帘秀”形容顾丽萍的演艺精湛,田汉读完此诗非常满意,并对陈先生说:“看来你是宗宋诗的。”他自己也是承认宗宋诗的。他的《蘧庐絮语》中有一首《谈鬼》,颇能显示宋诗风格:“春到青枫江上村,故乡应有未招魂。客中无赖姑谈鬼,不觉阴森天地昏。” 宋诗不仅以理为诗,甚者犹以学问为诗。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,陈子展先生任复旦中文系主任,有两个故事特别能反映他很重视人才培养。一个是杨廷福,他当时考复旦中文系,国文考了一百分,数学考了零分,陈先生还是录取了他。杨廷福后来成为了一个法学家,并且对玄奘特别有研究,评副教授的时候,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被季羡林先生直接推荐,当上了教授。另外一位就是鲁实先,鲁实先这个人特别傲,后来去了台湾师范大学,二十几岁陈先生就让他当了教授,有些人发泄不满,称他为“娃娃教授”。鲁实先当时写了一个《殷历谱纠譑》,一个《史记会注考证驳议》,条辨是非,讨史纠谬,指出了董作宾《殷历谱》和日本学者泷川资言《史记会注考证》中的许多错误。这两篇撰著一出,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陈先生很支持鲁实先,为此他先写了《龟历歌》长诗一首,又写了《题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》七言绝句六首,其特点就是在诗中谈学术问题,批评了傅斯年、董作宾等京派教授“好自尊大”,传递自己“不京不海不江湖”的主张,可以说是将宋诗谈学问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。鲁实先的这两项成果和陈先生为他题写的诗,得到了郭沫若、杨树达、顾颉刚、胡厚宣诸家很高的评价。从中可以看出在作诗的观念和实践上,陈先生都受到宋诗很大的影响。 此外,赵景深先生在《文人剪影》中提到,陈先生对对联创作也很在行。当时正值《孽海花》的作者曾朴(孟朴)去世,赵先生要为追悼会送一副挽联,他写好了上联:“福楼拜,曹雪芹,灵魂肉体鲁男子。”这是因为以传译莫泊桑小说著名的翻译家李青崖曾说,曾朴身体魁梧壮大像福楼拜,灵魂敏感细腻像曹雪芹,而且又自称“鲁男子”。下联他写:“傅彩云,李莼客,文采斐然孽海花。”但写出来后便迟疑不决,觉得上联“福楼拜”“曹雪芹”是对一个人评价的两个方面,两者之间联系还算紧密;而“傅彩云”和“李莼客”好像没什么关系,也不是配偶,显得硬拉在一起。再则“文采斐然”和“灵魂肉体”对仗也不工整,平仄多有不协调处。正在冥思苦想之际,陈子展忽然光临,他不假思索说:“这个容易。”抓起一张纸,援笔立就:“福楼拜,曹雪芹,灵魂肉体鲁男子;洪老爷,傅大姐,才子佳人孽海花。”对偶贴合,平仄基本协调,通达易解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陈先生九十华诞,我跟王运熙等四人去华东医院跟他说办九十华诞的事,他坚决不接受,说,这算什么,我坐在当中,大家对着我这个老人说你怎么好怎么好,我欣然接受,这个不是很无耻吗!人家自己愿意无耻,我没有意见,但是我不愿意无耻。我想话说到这个份上,也只好作罢,但我作为子展先生的弟子,总是要表示一下心意,我想就送副对联吧,我草拟了一个初稿,经王运熙先生的岳父杜兰亭先生修改,最后确定下来是:“盛业名山传楚些,衡门泌水仰陈风。”陈先生一生着重研究《诗经》《楚辞》,《诗经》有《陈风》,陈先生又姓陈,《衡门》《泌水》都是《陈风》里的作品,适可用来象征先生不求闻达的人生境界。以上联语概而言之,乃旨在称扬先生的治学成就和治学风范。后来就请楼鉴明书写完毕送给陈先生,他看到了很高兴,说他也很喜欢作对联,过去为熊十力作过一副对联:“北斗以南独此老,光黄之间多异人。”上句是《唐书》对狄仁杰的赞语,下句融会宋代苏轼写陈季常的原句,“光黄”指“光州”、“黄州”,因为熊十力是黄冈人,故有“光黄之间”的说法。由于此联使事摹容巧妙切当,故深得熊十力本人的赞赏。 澎湃新闻: 说到“宗唐”、“宗宋”,跟郭、朱二老不同,刘大杰先生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“宗唐”派吧? 陈允吉: 没错。刘先生的客堂间里挂了一副蔡元培书写的对联:“万迭春波起南浦,一方明月可中庭。”上句是张泌的诗,下句是刘禹锡的诗,这副对联是正宗的“唐音”。先生一生可以说极受唐代艺术文化的浸淫。他在自传体小说《三儿苦学记》里写到,童年因为家境败落,备历艰辛,他母亲一边摇纺车,一边指导他阅读《唐诗三百首》。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,一本《儿女英雄传》,是长时间陪伴他的启蒙读物。解放后,他在复旦开过“唐代诗歌”的专题课。他平生只招过一届研究生,就是攻读“唐代文学”专业的,学生有两位,一位叫林东海,一位叫林冠夫,都是我大学本科读书时的同班学长。他自己谈到中国古诗,说最欣赏陶渊明、李白、李贺三位,这些话是在“儒法斗争”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讲的,其中就有意回避了实际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杜甫。当时杜甫被认为是有儒家倾向的作家,李白、李贺才算得上是法家。所以中国古诗对刘先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唐诗,无论从文学观念或旧体诗的创作实践上看,他尊崇唐诗的倾向都很明显。 刘先生对旧体诗词创作的爱好,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武昌旅鄂中学读书期间。旅鄂中学是湖南人在武昌办的一所中学,主要招收湖南籍学生。刘先生那时候比较穷苦,一边上学,一边还要帮学校养猪、打扫卫生、课后擦拭黑板来冲抵学费。当时有位国文教员叫姜济凡,古典诗词的学养甚好,而且很欣赏刘先生的聪明好学,经常指点他练习写作律诗、绝句,教他如何分辨平仄。所以刘先生结撰旧体诗起始很早,至1934年,就有《春波楼诗词》一册出版。 成名后的刘先生才识超拔,风流倜傥,辩才无碍,富于艺术修养。“文革”后期,复旦中文、历史两系部分教师从事“二十四史”的点校整理工作,我主要负责《旧唐书》,胡裕树先生负责《旧五代史》。到1974年末,《旧唐书》的校阅清样基本完成,胡裕树先生就让我帮他读一些《旧五代史》的稿子。当时刘先生的新编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已经写到第二卷了,希望我帮他将第二卷内的引文全部核对一遍,我同意了,但希望他事先与胡裕树先生打个招呼以示尊重。过后他给胡先生寄了一封信,开头两句说:“茅台尚未开,何日请君来。”刘、胡二位都是暨南大学的校友,胡裕树暨大毕业后,担任过刘先生文学史课的辅导。这两句既凸显两人的友谊,也使先生不凡的才情跃然纸上,令点校组里很多人遽受感染。 在帮刘先生校核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引文期间,先生常会抄示一些诗歌旧作,其中有些作品写得相当感人。比如1946年当他知道郁达夫已在南洋遇害后所写的《吊郁达夫》一首:“一曲情无尽,三秋梦不成。南天魂已断,故国恨难平。文字倾江海,兵戎问死生。关山千万里,淡淡月黄昏。”在刘先生平生遇到的老师当中,一个黄侃,一个胡小石,一个郁达夫,都是在武昌高师读书时认识的,其中关系最深的就是郁达夫。郁达夫当时在武昌讲“欧洲文艺思潮论”、“小说创作”,后来郁达夫来上海,刘先生就跟他一起来了,郁达夫还鼓励他到日本去留学,刘先生曾用李义山“平生风义兼师友”这句诗来形容他跟郁达夫的关系。他的这首哀吊诗作情真意挚,格老味长,是先生旧体诗词中的绝唱,愈能见出杜甫对他的深刻影响。 澎湃新闻: 刘先生还写过好几首吊唁周总理的诗词,据您所知,这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? 陈允吉: 刘先生对周总理感情很深,总理逝世后,当时《解放日报》文艺部有个记者去采访他,他请记者去客堂间坐,一边哭一边讲总理的事情,说总理曾经到家里看望过他,还跟记者说:“当时周总理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个座位上。”同时他把已经写好的五首悼念周总理的诗拿出来交给记者,惟当时的宣传口均被“四人帮”控制,纪念总理的稿子不可能发表。这组诗中的第四首是写总理与先生个人的交往的:“几度光荣接笑颜,循循善诱话千般。心长语重频回首,最是难忘过五关。”“五关”是指周总理强调知识分子要过好政治关、思想关、生活关、家族关、社会关。后来他又写出怀念周总理的词,《蝶恋花》《卜算子》各一首,说明刘先生对总理的感情还是很深挚的。 澎湃新闻: 当时这批老先生是不是普遍都在旧体诗词创作方面颇有建树?还有哪些老师的诗词创作比较有特点? 陈允吉: 他们基本都能写旧体诗词。比较特殊的是蒋天枢先生,他能写旧体诗词,偶尔也写新诗,但创作并不很多,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他的吟诵。1958年他给我们上“先秦文学史”,光《诗经》就讲了五十五首作品,而且每首必定吟诵,调子低昂有节,宏畅邈绵,据说其所吟的腔调称之为“唐调”,是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读无锡国专时跟唐文治先生学的。唐文治为晚清农工商部左侍郎兼行尚书事,后来退出政坛专心办教育,曾任“上海高等实业学堂”(上海交通大学前身)及“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”(上海海事大学前身)的监督,也就是校长,朱东润先生读南洋中学时也曾是他的学生。按照朱先生的说法,他是唐先生“看得见”的学生,因为当时唐先生的眼睛还看得见;到了无锡国专时期,唐先生已经失明,所以蒋天枢先生是他“看不见”的学生。 1960年春夏间,复旦广播台辑合中文系多位老先生吟诵毛主席诗词的音频,在节目中连续播放了一个星期,其中包括赵景深先生用普通话朗诵的《沁园春•雪》、蒋天枢先生用唐调吟诵的《西江月•井冈山》、朱东润先生用唐调吟诵的《清平乐•六盘山》和王欣夫先生朗诵的《十六字令•山》。王先生的朗诵语速较快,接近口语,节奏感强,各位老师的吟诵各有长处,印象很深。 此外,系里的两位语言学家吴文祺、张世禄先生,亦非常爱好写作旧体诗词。吴先生才思敏捷、积累深厚,1971年点校“二十四史”期间,曾经创作过两首七律让我们观摩,王运熙先生看后盛赞这两首诗功力不凡,我看后也很认同王先生的看法。先生写诗非常勤奋,一生创作共五百余首,可惜保管不妥,现在绝大多数都已经散失。 而张世禄先生写诗可用“厚积薄发”来形容,平生创成的作品共十多首。其中四十五岁时写的《自嘲》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写的《雁荡杂诗三首》,前者抒情,后者状景,都显出了很高的艺术水准。1961年先生为我们年级开设“汉语诗律学”课,因此对弘扬传统诗词文化作出了更大的贡献。先生不仅能从学理上把格律知识讲得非常丰满,而且重视学生尝试写作旧体诗词的训练,鼓励大家用心练习,然后交他批改。当时我写了四首五言律诗《乡园即事》交给他,他批改很认真,不仅用毛笔纠正几处平仄的不协调,而且易字精当,并在他觉得好的句子旁打圈,特别满意的打双圈,发回卷子时又说我写得“蛮有诗味的”。受到老先生这样的鼓励,我对旧体诗写作就有自信了,心情还挺激动的。 刘季高先生亦酷爱写作旧体诗词,随着年龄的增加,他旧体诗词的讽吟也日益进入佳境,并辑成《增订斗室诗集》六卷,内中风格清隽、笔力老成之作比比皆是。诚如王运熙先生评价的:“显示出才情富美和耐人品味的艺术特色。”刘先生的诗里面有一首影响特别大,1959年有一批老师要去支援安徽大学和江西大学,刘先生态度比较积极,安徽方面一位高教局的领导专门到上海来拜访他,请他到国际饭店一起吃冰激凌,刘先生与他聊得很兴奋,事后写了《孙陶林同志约赴皖主安大中文系教席赋此奉赠》七律一首,在复旦中文系的课堂上向学生诵读过:“潇潇梅雨过江城,来上琼楼第四层。开朗人含丰沛气,精微论掩迅雷声。灯前脱帽半头白,壶里分冰彻底清。便合追随淝水上,闲居缀处饷春耕。”后来我们年级不少同学都能背诵此诗,等刘先生从安徽大学回来,还有人拿这首诗跟他开玩笑。 赵景深先生 澎湃新闻: 赵景深先生是戏曲研究大家,据说他自己也会唱戏,您有看过赵先生的表演吗? 陈允吉: 赵先生自小酷爱戏曲,尝师从昆曲名旦尤彩云和张传芳苦学八年,生旦俱工,唱演兼擅。我来复旦不久,中文系和数学系开新生联欢会,赵先生清唱了《西厢记•酬简》。后来听说之前1956年,他们一家人曾联袂登台,在登辉堂(现名相辉堂)献演过《长生殿•小宴》,先生演唐明皇,夫人李希同演杨贵妃,女儿赵超林演宫女。后来,他又邀请俞振飞、言慧珠等戏曲学校的一批人在大礼堂演出,俞振飞先演了《惊鸿记•醉写》,又和言慧珠夫妻俩合演《南柯记•瑶台》,赵先生在这次晚会里演了《邯郸记•扫花》。根据一些回忆录的记载,在抗战时期,他担任迁至大别山区金寨安徽大学的中文系主任,曾计划教大家排《牡丹亭•游园》,又演唱过《贩马记》。一直到他晚年,还邀约一些朋友到家里来唱,他唱《长生殿•小宴》,夫人李希同唱《玉簪记•情挑》。所以他既是个戏曲研究家,也是个戏痴。 而且他还乐于借助宣唱、表演来充实课堂教学的内涵。比如他的课堂即兴表演,讲到唐代戏弄《踏摇娘》,他就一手叉腰,一手拿着手帕一角,另一角垂地,扭扭捏捏,边唱边哭:“命苦命苦真命苦,一生一世嫁不到好丈夫。”讲到唐代戏弄《钵头》,他就两手指头弯曲置于胸前,上下舞动,作老虎扑人状,模仿老虎的咆哮声。讲到明代传奇南北曲的区别,他分别唱了两段,北曲是李开先《宝剑记》的一段唱词,高亢激越,是典型的北曲情味;南曲是梁辰鱼《浣纱记》的一段唱词,清婉柔靡,凸现南曲的风格,特别是收尾一句拖腔长达十六拍。 赵先生终生热爱戏曲,而戏曲的元素也贯穿了他的人生,他在逆境中有两个故事,算是痛苦中的诙谐。他因为跟外国人通信很多,在“文革”中被隔离起来查,但一时半会儿又没什么结论,拖了很长时间。当时有学生看守他,有一次学生要去打篮球,为了防止审查对象逃逸,就把他平绑在床上,这时恰好有个要通过赵先生外调的人来找他,去五号楼找,敲门敲半天也不应,少顷赵先生高声回答说:“里面没有人!”对方问:“没有人,你怎么回答呢!”他说:“我不是人,我是牛!”后来事情捅出来,学生也被批评了,之后他们打篮球,就把赵先生带到篮球场边,让他在旁边散散步。还有一件事,就是工宣队追查他,要他交代有没有“里通外国”的问题,他一直不承认。这一天工宣队的态度特别凶,步步紧逼,赵先生就很爽气地说:“有的,我有里通外国的问题。”工宣队员说:“那你准备怎么样啊?”先生说:“我马上写交代材料,明天就可以交给你。”这位工宣队员高兴极了,满心以为案件将有重大突破。但第二天看先生交来的材料,上面写了给外国友人寄过些什么书,最后总结说:“我是把我们国家里的书流通到外国去了,所以我有严重的里通外国问题。”“里”、“通”、“外”、“国”几个字下面都加了小黑点。这两件事表面看来似乎是喜剧,实则是噙着眼泪的苦笑,是荒诞现实中产生的幽默。 澎湃新闻: 中文系以前还有一位吴剑岚先生也很传奇,说是医术很好,武功也很高,是这样吗? 陈允吉: 吴先生精医道,娴武术,喜绘画,好书法。他行医数十年,“文革”前因为他一直在病休,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人,只有一些“老复旦”请他看看病,到“文革”时大家一起学习,一起下乡,才认识他。下乡的时候,他因为有一次光靠切脉就诊断出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青年怀孕了,一下子老百姓把他当做神仙一样,人人都来找他看病,向他求医的群体一下子扩大开来,工宣队啊,学生、老师,还有校外的人。系里请他看病的人很多,有一位在“二十四史”点校组工作的女老师,确诊红斑狼疮,就是吃吴先生的中药痊愈的。吴中杰老师还执弟子礼向他学习医道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我患了萎缩性胃炎,上腹部剧涨,积食不消化,吃了他一剂汤药随即就觉得缓解了。吴先生说:“你这个情况中医叫肝膨气涨,我用小活络汤治之。”为了帮我祛除胃疾,他建议我每天定时将艾条点燃后熏炙腹部的中脘、关元两个穴道,效果十分显著。章培恒先生说:“这个办法确实很好,既不花钱,又不产生任何副作用。” 武术方面,他也确实很厉害。“文革”期间他在学生班级里学习,为了验证先生是否真有武术,让他伸出一个胳膊,六七个年轻力壮的学生,每人用双手把吴先生的胳膊牢牢抓住。吴先生稍运功夫,吆喝一声,这群学生人人顿觉双手剧痛,被他一下子就挣脱了。大家说吴先生精通武术此话不假。 当时中文系的老先生当中,就吴先生会画画,他不像外文系的伍蠡甫先生那样画名远传,但仍然显出了较高的素养。他的画作以花草竹石为常见题材,笔法简净,景象空灵,颇含神韵。吴先生的字也蛮好的,当然跟郭、朱两位不能比,但是坚挺轩昂,刚柔兼济,有鲜明的个性特色。吴先生还有一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,就是他很早就为自己写了一副很长的自挽联,嘱咐家人等他去世后在追悼会上挂出来,后来他儿子在追悼会上确实挂了。若此安排显得与众不同,这到底是一种执着还是一种达观,我觉得真的不好说。 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 澎湃新闻报料:4009-20-4009 澎湃新闻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>> 复旦,中文系,郭绍虞,朱东润,陈子展,刘大杰